1906年，端方在柏林博物馆发现了一块熟悉的石碑。他走近，仔细辨认，惊得目瞪口呆。这块刻有汉字的古碑，竟来自中国，属于北凉时期。这事，他必须问个明白。
碑面刻着"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"，公元445年的遗物，出土于新疆，经文物商人几番倒手，三年前落入柏林博物馆。端方站在那里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要讨回这块石碑，几乎没有可能。端方心里清楚，却仍向馆长请求拓印。馆长看着这位满脸认真的中国官员，点头应允。端方小心翼翼地操作，一点都不敢马虎，生怕损了哪个细节。
拓本完成，端方盯着手里那张纸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
端方此番来德国，并非专门为了访古。清廷委派载泽、戴鸿慈、端方等人分两路出洋考察宪政，这是甲午战败、庚子事变之后，朝廷一次迟来的自救举动。
端方与戴鸿慈一路，行程横贯美、德、奥、俄、意等国，历时半年有余。在德国停留时间最长，前后约六十余天。德皇威廉二世接见了端方与戴鸿慈，并授予勋章。
端方在考察笔记里写，日本维新取法德国，成效显著，中国不妨效仿。
然而眼见西方各国博物馆里陈列的中国文物，端方心里另有一番滋味。考察归国后，端方与载泽等人联名上奏，力主仿行君主立宪。奏折里有一句话，颇为直白"立宪利于君，利于民，不利于官。"
清廷随即宣布预备立宪，端方由此获重用，历任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。
端方的仕途，并非一路坦途。早在1898年，端方因翁同龢与刚毅的推荐，第一次被光绪帝召见，随即被任命督办农工商总局。
端方连上三道奏折，条陈改革方略，鼓励工商、奖励发明，短短数月推动了不少实务。然而戊戌政变一来，慈禧太后废尽新政，端方也随之革职。
这次革职，并未让端方一蹶不振。
1899年，端方复出，任陕西布政使。庚子年间，慈禧与光绪西逃西安，端方在陕西安置得当，两宫对端方印象大为改观，仕途由此重新起势。
端方一生还有另一面，鲜为人常提。端方好金石，号陶斋，著有《陶斋吉金录》《陶斋藏石记》，后者共四十四卷，收录石刻六百余件，聘缪荃孙、况周颐等人协助编撰。
在任两江总督期间，端方广为搜访，积累了晚清数一数二的金石收藏。柏林博物馆那块北凉石碑，对端方来说，不仅是一块历史文物，更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的一道伤。
1911年，端方被任命督办粤汉、川汉铁路，奉命强行接收商办铁路，推行国有化。四川民间股金广泛，路款涉及普通农户，保路运动由此在各省迅速燃起。
成都血案发生后，同志军揭竿，局面失控。清廷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，率湖北新军入川平乱。端方带兵一路西进，而他抽调走的湖北新军，却让武汉防务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当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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